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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词《绝唱》浅析的论文
贝特森认为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而文学批评则在宣示甲优于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我们常常见到某首作品被称誉为“绝唱”，意即这首作品是最好的，要优于同类型的其他作品。这一概念最早应该是由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来的：“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很多文学作品被冠以“绝唱”的美名。对这一重要的批评术语和批评现象，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宋词中的“绝唱”。
一、哪些宋词曾被誉为“绝唱”
在千余年的接受史中，究竟有多少首宋词曾被批评家们称誉为“绝唱”?通过翻检唐圭璋《词话丛编》、吴熊和《唐宋词汇评》、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及历代词集序跋等词学文献，发现共有120首宋词被宋、元、明、清及民国的词学批评家称为“绝唱”。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妙绝”“观止”“压卷”之类的赞誉之词与“绝唱”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称赞作品好到极点，能够压倒其他的同类作品。因此本文在搜集资料时，并不限于被夸为“绝唱”的作品，也包括那些被誉为“第一”“妙绝”“观止”“压卷”之类的作品。
二、统计分析
通过搜检历代文献，我们得出了千年接受史中被誉为“绝唱”的宋词120首。以下拟结合相关数据对宋词“绝唱”的创作队伍、时代分布、作品的题材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宋词“绝唱”的基本格局。
(一)宋词“绝唱”的创作队伍
共有51位词人(含三位无名氏)的120首词被称为“绝唱”。下面我们对其中48位有名氏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列有“宋代主要词人综合名次排行榜”，也是48位词人。对照两个榜单，48位“绝唱”词人中，没有进入“主要词人综合名次排行榜”的有如下20位词人：寇准、林逋、夏竦、宋祁、梅尧臣、章楶、孔夷、廖世美、如晦、岳飞、葛立方、曹冠、范端臣、杨万里、张镃、刘仙伦、葛长庚、翁元龙、陈逢辰、周容，其中林逋、夏竦、梅尧臣、章楶、孔夷、廖世美、如晦、范端臣、杨万里、陈逢辰、周容等十一位词人更是连“宋代词人三百家”都没有进入，也就是说历来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这11位词人，却创作过“绝唱”级的作品，这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中还有“宋代著名词人综合名次排行榜”，共33位词人。这33位宋代著名词人中，有26人有“绝唱”95首，即周邦彦14首、辛弃疾13首、苏轼7首、姜夔7首、王沂孙7首、李清照6首、秦观5首、张炎5首、欧阳修3首、史达祖3首、周密3首、柳永2首、晏几道2首、晁补之2首、吴文英2首、张先1首、晏殊1首、王安石1首、叶梦得1首、朱敦儒1首、陈与义1首、朱淑真1首、张孝祥1首、刘过1首、刘克庄1首，也就是说近80%的“绝唱”是由这26位著名词人创作的。另外7位著名词人黄庭坚、陆游、蒋捷、张元干、高观国、陈亮、毛滂则没有作品被称为“绝唱”。
48位“绝唱”词人中，周邦彦和辛弃疾分别以14和13首“绝唱”遥遥领先于其他词人的绝唱数，比并列第三名的苏轼、姜夔、王沂孙的7首“绝唱”多出了一倍，这与二人在词史上的地位是相吻合的。在近千年的接受史中，周邦彦一直是好评如潮，特别是到了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称他为“集大成者”，陈廷焯《词坛丛话》称他为“千古词坛领袖”，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也誉其为“词中老杜”。辛弃疾虽然没有得到周邦彦那么高的评价，但作为豪放词风的代表人物，加之存词量远超其他词人，所以有13首词被称为“绝唱”亦属正常。
在26位有“绝唱”的著名词人中，“绝唱”数量与存词总量之比最高的是李清照，在她52首存词中，有6首“绝唱”，比例高达12%。此外比例较高者依次是王沂孙10%、姜夔8%、周邦彦7.5%、秦观5.6%，都是两宋词坛超一流的大家。比例最高的这五位词人，他们的存词总量都不高，超过一百首的只有周邦彦一人，达186首，另外四位词人中，秦观90首，李清照52首，姜夔87首，王沂孙68首。而辛弃疾虽然绝唱数有13首，居第二，但由于他的存词总量多达629首，因此只有2.1%。
48位“绝唱”词人中，16位词人有2首或超过2首“绝唱”，另外32人则每人都只有1首。这32位词人，很多在词史上默默无闻，但我们要记住，这些词人的某首词作，曾经在某个时间获得过某位词评家至高无上的赞语，只不过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已。从今以后，我们至少应该将眼睛的余光投射到这些词人身上，因为正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中所云：“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
120首宋词“绝唱”中，有13位词人的24首词被不止一次称誉为“绝唱”，其中被称誉次数最多者是姜夔的《暗香·旧时月色》，高达6次。以下依次为：姜夔《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5次、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4次、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4次、姜夔《疏影》(苔枝缀玉)4次、史达祖《双双燕》(过春社了)4次、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3次、章楶《水龙吟》(燕忙莺懒)3次、周邦彦《花犯》(粉墙低)3次、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3次、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3次、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2次、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2次、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2次、秦观《八六子》(倚危亭)2次、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3次、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2次、辛弃疾《贺新郎》(柳暗清波)2次、辛弃疾《贺新郎》(绿树听)2次、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2次、姜夔《点绛唇》(燕雁无心)2次、吴文英《莺鸣序》(残寒正欺病酒)2次、张炎《南浦》(波暖绿粼粼)2次、张炎《解连环》(楚江空晚)2次。这24首词中，除了辛弃疾的《贺新郎》(柳暗清波)外，另外23首都位居“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之列，其中20首还处于前100名的位置。
(二)宋词“绝唱”的发现者
是谁率先垂范开始用“绝唱”评价宋词?又是哪些词评家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宋词“绝唱”呢?哪些词评家的评语最为公允客观?又有哪些词评家只是一时冲动的随意点评(抑或是慧眼独具)?我们可以逐一找到答案。最早用“绝妙”评词者为苏轼，他在《与章质夫三首》其一中称赞章楶的《水龙吟·燕忙莺懒》时说：“《柳花》词绝妙，使来者何以措词。”杨湜《古今词话》则是现存最早的用“绝唱”评词的著作：“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赵万里《校辑宋金无人词》认为杨湜与胡仔同时，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已经称引《古今词话》，因此至少《古今词话》一书成书要早于《苕溪渔隐丛话》。所以虽然胡仔是宋人中最热心用“绝唱”称赏宋词者，但从时间上考量，杨湜应该是更早用“绝唱”评价宋词的人。《苕溪渔隐丛话》既然称引了《古今词话》，胡仔说不定还是受杨湜的影响呢。
120首宋词“绝唱”中，有23首是由15位宋代词评家发现的，他们分别是：胡仔5首(3首进入经典前50，1首进入前100)，张炎3首(10、12、103)，杨湜2首(33、243)，黄升2首，潘子真1首(17)，袁文1首(24)，张侃1首(104)，张表臣1首，苏轼1首(74)，张端义1首，吴幵1首(22)，周密1首，吴曾1首(107)，岳珂1首，邓牧1首(118)。23首词作中，有11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100名，16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300名。胡仔和张炎是宋代两位最高明的发现者。胡仔共评价5首宋词是“绝唱”，其中4首分列“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第1、4、43、55名，张炎评价的3首“绝唱”都属姜夔词，这三首词在“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中分列第10、12、103位，可见他们眼光独到，评选出来的“绝唱”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成为经典名篇。此外如苏轼、杨湜、潘子真、袁文、张侃、张表臣、吴幵、吴曾、岳珂、邓牧提出的“绝唱”也都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行列，属于善于发现型的词评家。
正所谓“词衰于元而亡于明”，元明两代的词评家发现宋词“绝唱”的成就要远逊于宋、清两代。整个元代只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评价了夏竦《喜迁莺》(霞散绮)一首词为“绝唱”，并且这首词没有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也就是说这首词在千年接受史中并没有获得大众的青睐。明代共有4人评选出了7首宋词“绝唱”，分别是杨慎2首(6、219)、沈际飞2首(2、31)、茅暎2首(3、15)、潘游龙1首，应该说明人的品鉴眼光还是不错的，他们评选出的7首“绝唱”中有6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其中“十大金曲”中的第2、3、6名都是率先由明人评价为“绝唱”的。只是明人参与评选的人数不多，热情也不够高，因此和宋、清两代比较起来就显得成就不大。
在宋词“绝唱”的评选过程中，清人无疑贡献最大，共有21位清人评选出了82首宋词“绝唱”，按数量由多到少分别是：陈廷焯40首(8首进入前100，8首进入前300)，俞陛云8首(3首进入前100，1首进入前300)，王国维4首(1首进入前50，1首进入前200)，王士祯3首(全进入前50)，彭逊遹3首(全进入前50)，沈祥龙3首(全进入前100)，许昂霄3首，郑文焯3首，沈雄2首，况周颐2首，刘体仁1首，李调元1首，万树1首，周济1首，许宝善1首，黄苏1首，贺裳1首，先著1首，厉鹗1首，查礼1首，吴衡照1首。
在千年接受史中，陈廷焯无疑是宋词最狂热的崇拜者和最积极的评介者，120首宋词“绝唱”中，竟然有40首是拜陈廷焯所赐。论词主张沉郁雅正、比兴寄托的陈廷焯，对南宋词特别是易代之际有家国兴亡之感的作品发抉尤力，如王沂孙7首“绝唱”中，其中6首是陈廷焯评选出来的。陈廷焯评选的40首“绝唱”中，有8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100名，另有8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前300名，也就是说共有16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中，贡献不可谓不大。清代一些精于创作的词学家眼光更为独到，如清初扬州词坛著名词人王士祯和彭逊遹，他们都评选出了3首宋词“绝唱”，这6首词都排在“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50名。清人评选出的82首“绝唱”中，有42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
民国承清之绪余，有4人评选出了7首宋词“绝唱”，即梁令娴2首、俞平伯2首、乔大壮2首、梁启勋1首。虽然数量不多，但与明朝惊人的相似，其中也是有6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100名，另一首也进入了前300名。
(三)被冷落的宋词“绝唱”
120首宋词“绝唱”中，有71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另有49首曾被誉为“绝唱”的宋词则无缘“宋词三百经典名篇”榜单，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我想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可能是这49首词之所以被评为“绝唱”，只是某位词评家一时的心血来潮，并不是理性的判断和准确的体认。蔡嵩云《柯亭词论》曾云：
看人词极难，看作家之词尤难。非有真赏之眼光，不易发见其真意。有原意本浅，而视之过深者，如飞卿《菩萨蛮》，本无甚深意，张皋文以为感士不遇，为后人所讥是也。有原意本深，而视之过浅者，如稼轩词多有寓意，后人但看其表面，以为豪语易学是也。自来评词，尤鲜定论。派别不同，则难免入主出奴之见。往往同一人之词，有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者。如近世推崇屯田、梦窗，而宋末张玉田《词源》，则非难备至，即其一例。至于学识敷浅，则看词见解失真，信口雌黄，何异扣盘扪烛，目石武石夫为宝玉，认骐骥作驽骀，更不值识者一哂矣。偏见多蔽，陋见多谬，时人论词，多有犯此病者。
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所谓“绝唱”自然也会有名不副实者。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都相当高的宋词被我们忽视了。贺裳《皱水轩词筌》曾说：“从来佳处不传，不但隐鳞之士，名人犹抱此憾。”707所谓“调高和者寡，绝唱难为听”也。这49首尚未引起重视的宋词“绝唱”中，有很多出自贺铸、周邦彦、辛弃疾等大家之手，而评价它们为“绝唱”的也是陈廷焯、王国维之类的词话大家。创作者、评价者均为一流大家，对这类作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
(四)宋词“绝唱”的时代分布
48位词人创作的120首“绝唱”中，北宋前期11人创作了14首“绝唱”，北宋中后期8人36首，南渡时期9人14首，南宋中期9人27首，南宋后期5人8首，易代时期6人18首。在这六个时段中，北宋中后期的“绝唱”总数以领先第二名9首的成绩独占鳌头。这一时段创作了“绝唱”的8位词人，除了章楶和孔夷名气稍小以外，周邦彦、苏轼、秦观、晏几道是超一流的大家，贺铸、晁补之也是一流的词人，他们不仅填词的热情高、总数多，而且“绝唱”众多，使这时期成为两宋时期当仁不让的最高峰。南宋中期以27首“绝唱”排名第二，成为另一个小高峰。辛弃疾和姜夔这两位豪放词风和典雅词派的代表人物在此期双峰并峙，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宋词“绝唱”。由于这一时间段其他词人的创作实绩和辛、姜差距较大，因此“绝唱”数量逊色于北宋中后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宋元易代时期有18首宋词“绝唱”，虽然远逊于北宋中后期和南宋中期，但却优于另外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创作了“绝唱”的只有6人，幸亏还有周密、王沂孙、张炎这三位遗民词人创作了数量不菲的佳作，他们的贡献使得宋词在易代之际发射出最后的光芒。
相比以上三个时段，另外三个时段的宋词“绝唱”数就相对低潮了。北宋前期创作“绝唱”的作家人数在六个时段中是最多的，共有11人。但由于这一时段尚属宋词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的创作态度还不够严肃，创作热情还不够高，创作手段也还不够丰富，因此11人只创作了14首“绝唱”。南渡时期是第二个相对低潮期，只有李清照一枝独秀，一个人就有6首“绝唱”，使得这一时段的宋词“绝唱”尚属可观。六个时段中，南宋后期的宋词“绝唱”无疑最为落魄，只有5人的8首作品被誉为“绝唱”。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时段的填词大家太少，吴文英是超一流大家，但所填的词太过晦涩难懂，史达祖、刘克庄算得上是一流词人，但史词唯咏物而咏物，刘词走的还是辛弃疾的老路，与那些具有开创性的词人相比，终隔一尘;二是宋词发展至此，已是夕阳西下、盛极难继，作家们更多地是在技巧上找出路了;三是此期的词人多为江湖游士，填词往往成为进谒谋生的手段，自然难出大篇佳制。
(五)宋词“绝唱”的题材分布
宋词的题材非常丰富，据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的统计研究，宋词的题材类型约有36种。宋词绝唱的题材类型主要集中在以下18类：咏物28首，离情19首，家国14首，恋情12首，身世8首，怀古7首，风景5首，闲愁4首，相思3首，羁旅3首，闺情3首，节序3首，悲秋3首，伤春2首，送春2首，歌舞酒宴2首，宫词1首，春游1首。
在18类题材中，咏物词以28首绝唱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宋词。对此，其实明人早有体认，茅暎在《词的》中曾说：“词之咏物往往有绝唱者，诗则寥寥数作而已。”咏物类诗歌的绝唱是否只有“寥寥数作”未必然(杜甫一人就有13首咏物诗被誉为绝唱)，从统计数据看，咏物词“往往有绝唱”倒是事实。六个时期中，北宋中后期和易代时期是咏物词绝唱最多的两个时期，分别有8首和7首。以个人而言，王沂孙的咏物绝唱最多，有5首。此外，苏轼3首、姜夔3首、周邦彦2首、史达祖2首、张炎2首，都是创作咏物词绝唱较多的作家。
紧随其后的是离情类19首，家国类14首，恋情类12首。离情别绪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也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因为经历了靖康之乱和南宋灭国，词人们在这种悲剧时刻也用词来抒发家国兴亡之感，也写出了许多名篇佳什，以14首“绝唱”排名第三也就不让人意外了。词本来是以恋情为主要表现内容，但在这份榜单中，恋情类题材只以12首排名第四。
三、何为“绝唱”?
什么是“绝唱”?评论家们界定一首词为“绝唱”的价值取向是什么?通过观照词评家的只言片语，我们发现词评家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作品的思想内涵上讲要求意深情真。意与情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没有深厚的意味、真切的情感，也就不会产生优秀的作品。因此，词评家们在评价词作“绝唱”时往往将情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如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卷二说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冠绝古今，托意高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庭筠的《菩萨蛮》诸阕“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卷六评无名氏《鹧鸪天》(镇日无心扫黛眉)“语不必深，而情到至处，亦绝调也”等等，都是对情意的强调。因此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说填词“首重造意”，只有“于短幅中藏有许多境界，勿令闲字闲句占据篇幅，方为绝唱”。
只是意深情真还不够，意无尽而情绵长方为高境。“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历来重视含蓄蕴藉，不能语尽意亦尽。词评家在评判“绝唱”时把情意的悠长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说辛弃疾《水调歌头·盟鸥》“情味不尽”，评其《贺新郎·赋琵琶》《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于雄莽中别饶隽味”，就都是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是“绝唱”，乃是因为它们有余味，对读者来说具有无限可读性。
要成为“绝唱”，还要有原创性。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与李翊书》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文学创作不能屋下架屋，文学家要有个性，这样才能自成一家，写出来的作品也才有可能成为“绝唱”而传之久远。词的创作同样如此，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中就说：“有创体，即为绝唱，断不容后人学步者。”因此，很多词评家把有独创性的词作视为“绝唱”，如张炎《词源》卷下评姜夔的《暗香》《疏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陈廷焯《云韶集》卷八说陈允平《秋霁·平湖秋月》“别于同时诸家，独有千古”，强调的也都是词作的原创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了宋词“绝唱”的大致情况。对这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地探讨，比如这120首宋词“绝唱”中，尚有不少作品难称经典名篇，有不少“绝唱”的创作者也远谈不上有名，我们的文学史更是没有他们(它们)的只言片语。韦勒克早就告诉我们：“在考察想像性的文学的发展历史时，如果只限于阅读名著，不仅要失去对社会的、语言的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其他左右文学的环境因素的清晰认识，而且也无法了解文学传统的连续性、文学类型的演化和文学创作过程的本质。”对这些称不上名著的“绝唱”，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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