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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病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无论是我国医学还是西方医学，都有各自的优点，它们对同一种疾病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治疗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不过在西医中有很多学科是中医里所没有的，那么你知道病理学吗？通过下文来了解一下吧。
病理学
一、近代病理学科的奠基
疾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病原因子和机体反应功能的相互作用下，患病机体有关部分的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都会发生种种改变，这是研究和认识疾病的重要依据。病理学(pathology)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方法研究疾病的原因(病因学，ethiology)、在病因作用下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发病学，pathogenesis)以及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变(病变，pathologicalchanges)，阐明其本质，从而为认识和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病理学既是医学基础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临床性质的学科，称之为诊断病理学(diagnosticpathology)或外科病理学(surgicalpathology)。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可分为人体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病理学诊断常常是以诊断为目的，从病人或从病人体内获取的器官、组织、细胞或体液为对象，包括尸体剖检(autopsy)、外科病理学和细胞学(cytology)。病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阐明：①病因学(etiology)，即疾病发生的原因包括内因、外因及其相互关系;②发病学(pathogenesis)，即在病因作用下导致疾病发生、发展的具体环节、机制和过程;③病理变化或病变(pathologicalchange或lesion)，即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临床表现(症状和体征)之间的关系——临床病理联系(clinicalpathologicalcorrelation);④疾病的转归和结局等。病理学为掌握疾病的本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而诊断病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各种疾病的病变特点，从而做出疾病的病理学诊断和鉴别诊断，直接为临床防治疾病服务。
据记载，自1901年到1916年间，我国医学院校，先后开设了病理学课程。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在部令第25号中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十条，规定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为48门，其中包括有病理学及病理解剖学。最先设立病理学教学组织的应推北京协和医学院，其于1920年即已建立了病理学系，美籍教授米尔斯(MillsRG.)为第一任病理系主任。病理系下设病理学、微生物学及寄生物学三科。不久协和医学院建立了病理学博物馆，胡正祥为该科第一任中国籍主任。全科不仅担负协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尸检]，也担负其他科送检的病理标本检查[外检]，同时进行科研与教学工作。据报道自1917年7月～1942年1月病理科共收外检60535例;1916年3月～1942年1月共做3673例尸检;1919年～1942年在国内外发表的科研论文共104篇;病理科还定期组织全院规模的病理讨论会，以推动病理科的工作。在上述医学院校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代病理学家，其中著名的有胡正祥、侯宝璋、谷镜汧、梁伯强、林振纲等。此外，还有李佩琳、秦光煜、吴在东、杨简等。他们经在我国工作的一些西方医学家的推荐或资助，先后去国外学习和深造，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病理学科的骨干力量，为发展我国的病理学教学和研究出作了贡献。
二、近代病理学研究概况
早期的病理学研究大多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其中报道最多的是霍乱、天花、伤寒、菌痢、血吸虫病、结核病、传染性肝炎等，真正涉及病理学的文章则甚少。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也仅偶然刊登关于病理学的有关文章。1922年朱恒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剖尸体之商榷”的文章，不仅强调了尸体乃“为医学谋进步，为人命谋保障”之举，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瓦心(Warthin)解剖尸体记录法，这一记录法与目前在各医学院校所填写的尸检记录相差无几。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报告了11例日本血吸虫病的尸检材料。1926年李赋京写了一篇题为“病理学的进化史”的译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西方器官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1927年陈方之根据自己留日期间的工作经验，发表了题为“血蛭病全部之略说”、“血蛭病之脾肿”等文章，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1929年，我国病理学者胡正祥和谷镜汧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分别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中国人动脉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论文报告。胡正祥在30年代从事黑热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并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他还观察了朗罕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提出并证明确实存在一种主要是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并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
随着我国各医学院校病理学科逐渐地独立和从事病理学研究人数的有所增加，病理学诊断报告和研究的论文也逐渐见之于中华医学会的学术会议和中华医学杂志上。在1930年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侯宝璋报告了“齐大学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东尿石病之研究”两篇论文;谷镜汧作了“因梅毒而起之腹部主动脉瘤”和“先天性肠梅毒4例”的论文报告。1931年诸葆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由德国医学博士HirschfeldM.所作的“两性病理学之现在”的学术演讲。1932年侯宝璋编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他还翻译了两篇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其题目分别为“胃肠癌肿之早期诊断及试验诊断”、“活组织检查对于肿瘤之诊断”以及Hoeppli的“实验性日本血吸虫病的组织学观察”的论文均发表于同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1932年10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病理学分组会议。在这一分组会议上，由胡正祥、秦光煜所写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解剖实验室中4200例肿瘤之分析”，侯宝璋所写的“在渗透膜内培养结核杆菌”、“济南牛奶之细菌检验”、“胸部肉瘤之示例”的论文均作了交流。
1933年由黄曼欧主编《病理学总论》由浙江青白印刷局正式出版，此为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病理学参考书。1933年10月30日在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召集了23位病理工作者，商讨成立“中国病理学会”事宜，并推举劳卜生、汤飞凡和谷镜汧为执行委员，并制定了“中国病理学会”章程，但其以后的详细活动却未找到记载。1934年，由侯宝镜编写、慕如宾绘图正式出版了《实用病理组织学》。在1935年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的20周年的专刊上，林振纲写的“心冠动脉之硬变及梅毒之病理”及“中枢动脉系统硬变性疾患之病理、谷镜汧写的“细菌病性肾动脉瘤”、谷镜汧和吴在东合写的“两例疑属偻麻质斯性先天性心内膜炎”、吴在东和任庭桂合写的“乳房癌肉瘤”的论文均作了刊登。1936年，杨简在《医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203例尸体解剖的死亡原因与气候的关系”的论文。次年，梁伯强和杨筒又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广东中国瓜仁虫症(clonorchiasissinensis)的病理解剖研究”，并报道在该院的250例尸检中，中国瓜仁虫病(即肝吸虫病)就占了50%，可见肝吸虫病在我国南方一带流行之严重。1939年谷镜汧随上海医学院迁校至昆明，他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及克汀病做了许多研究。1942～1944年研究川南地区“痹病”是食盐中硫酸钡中毒所致。
20世纪40的年代，国内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各医学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医学科学研究也处在萧条时期，根据1940年到1950年中华医学杂志的记载，有关病理学研究的论文发表甚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谷镜汧参考1943年美国出版的“病理学最新进展”(RecentAdvanceinPathology)一文分别在1946～194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以“近十年来病理学之进步”为题，就“炎症”、“网内皮系”、“人工癌研究’、“偻麻质斯(或风湿病)之病原”、“高血压症”、“流行性肝炎”等内容详细介绍了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颇为病理学界所注目。此外，许邦宪和吴光于1942年发表了题为“吾国血吸虫之大概”(病理)的论文，1950年杨简在上述杂志上也发表了题为“癌瘤的脱落细胞学诊断法的检讨”、“腺癌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研究”等论文。
病理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们还只能依赖肉眼和简单的放大镜观察事件时，便只能产生器官病理学;只有到了显微镜和细胞学问世之后，才有可能诞生了细胞病理学;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特别是20多年来一系列有关新方法新技术的相继建立和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环境医学以及现代免疫学、现代遗传学等新兴学科及其分支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对医学科学、也对病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动力。近年来，超微病理学(ultra-structuralpathology)包括分子病理学(molecularpathology)，以及分子免疫学(molecularimmunology)、分子遗传学(moleculargenetics)等等新的边缘学科和学科分支的建立，促使病理学已不仅从细胞和亚细胞水平，而且深入到从分子水平、从人类遗传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去认识有关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发病机制。现代遗传病理学认为，在人类疾病中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明显的遗传特征，但原则上几乎所有疾病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现代免疫病理学的研究则逐步阐明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被认识的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其本质，发现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均与机体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这些进展和发现，为许多疾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国病理在前辈病理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经过新一代病理学者的努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队伍和条件的建设上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疾病谱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开展好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医学发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面对这一任务，中国病理学的发展具有充分的现实条件和广阔的前景。当前，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大力提倡和开展病理尸检工作，充分利用中国充丰富的疾病材料“资源”，积极发展中国的人体病理学，也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术，同时这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术，加强中国的实验病理学研究，使中国病理学的发展跟上世界病理学发展的步伐，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当是中国当代病理学者的责任和任务。
我国近代病理学自学科的确立至发展，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均较落后，发展速度缓慢，但经过近半个世纪在老一辈的病理学家的努力下，为新中国建国后的病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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