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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无为而治”是《道德经》国家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老子认为最好的管理方法。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欢迎阅读。
一、“无为而治”思想的提出
《道德经》共81章，5000余字。其中，第2、3、10、37、38、43、48、57、63、64等章都用了“无为”一词，有许多章虽然没有使用“无为”一词，但也阐述到“无为”思想。可见“无为”思想在《道德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道德经》强调“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但并没有直接说“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提法是孔子说的。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但“无为而治”的确是老子的主张。或者可以认为，孔子讲的“无为而治”本来就是对老子思想的概括。
“无为而治”是老子国家社会管理思想的中心内容。对这一思想，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学用书基本上持否定的评价。以往的评价的标准首先是按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进步阶级的思想还是反动阶级的思想“划线”，然后各种思想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也就定论了。这样来评价文化传统经典中的思想，其科学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例如，《道德经》第53章说那些统治者“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朝庭宫殿豪华却十分**，农田己荒芜，仓库己空虚，官服却很华丽，官员佩带锋利宝剑，美食也己食厌，个人财产多得用不完。此类人只能称为盗魁贼首！”）如此痛骂统治者，还说“无为而治”思想表面上是对统治者贪得无厌提出批评，要统治者少点欲望，实际上是为行将灭亡的奴隶主统治者总结一套保持统治地位的**。这样的分析能令人信服吗？那么，《道德经》痛骂统治者，是不是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呢？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判断。将文化遗产套在阶级对立的一分为二框架中去评价，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要对“无为而治”思想作出恰当的评价，首先要抛开以往不科学的评价标准。
其实，“无为而治”是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社会的正确方法，即《道德经》第8章说的“正善治”。要做到“正善治”，就必须“无为而治”。
至于《道德经》何以特别鲜明地主张“无为而治”？则要从老子所处的社会现实和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去分析。
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曾做过周朝的史官。那个时代，按孔子的描述，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天下大乱。江瑔《读子卮言 》中有《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一篇，谓：“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当史官的，掌管图书资料文秘一类的事情，对历史特别熟悉并颇有研究，属于“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阶层的人物。上层统治者在那里争权厮杀，下层百姓有苦难言，唯独这个阶层的人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博古通今，了解社会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思想领域思考和发议论，成为时代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
《道德经》中多处论到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民之饥，以其上（此‘上’字，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作‘取’）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与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昏乱争斗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在《道德经》第57章中老子清楚地作了回答：“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大意是：我为什么主张无为而治？就是因为我本来主张“以正治国”，但现在的治国者自以为是，搞了那么多戒律、条例、禁令、法律和刑罚等等，这些东西越多，百姓越是无所适从，或越有空子可钻，结果是越治越乱。其实，有许多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以无事取天下”。）如果说提出无为而治有什么价值标准的说，那么正义就是这一主张的价值标准（“以正治国”）。怎么能达到正义就怎么去治国，无为而治最能达到正义，所以无为而治是最好的治国方法。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有的是“士”（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主张公平正义的立场。
二、“无为而治”思想的内涵
关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以往普遍的理解是一种“消极”的主张。从字面上讲，“无为”就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可见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态度。”认真体悟《道德经》，不难发现，这样理解无为而治甚为偏颇。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国家社会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老子的“道”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这里老子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知道“无为”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无”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这也就是《道德经》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可见，要领悟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内涵，首先要深入理解“无为”一词中的“无”的含义。 在老子的哲学中，“无”并不是一个用来说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无”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无，名天地之始”（第1章），“无有入无间”。“无”这种力量不仅创生万物，而且在任何事物中都起作用。老子说：“有无相生”（第2章），而在有无相生中，无的作用更大，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老子的哲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一简单的比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有”，其第一个“正、反、合”是有、无、变。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无”，强调的是无和有的对立统一。在以“有”为起点还是以“无”为起点上，老子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是不同的；但在“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的看法上二者则是共同的。
“无”既然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那么“无为”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伟大的作为。或者说，“无为”并不是对“为”的简单否定，而是必须看到，“无为”本身就是一种“为”。对于“什么都不做”，《道德经》是用“不为”这个概念来表述的。这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无为”。正因为“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所以“为无为”才能达到“无不治”的效果。这里说明，如果说“无为而治”的“治”指治理、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将其放在哲学范畴中，才能准确地理解管理意义上的“无为而治”的内涵。
“无为而治”中的“为”和“治”，可作在国家社会治理或管理中做什么来理解。我们将《道德经》中有关论述的各章内容综合起来可以看到，《道德经》中讲到四种“为”：“无为”、“不得已”而为、善为和胡作非为。以“兵”（指战争，见第31章）为例：首先，老子是反对战争的（“有道者不处”），不打仗是“无为”；你不想打仗，敌人打进来怎么办？那就“不得已而用之”，反侵略战争就是不得已而为；再次是“善治”或者说善为，通俗他说，就是属于管理者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好；最后是胡作非为，将战争当作“乐杀人”，就属于胡作非为。
老子在将“治”分为“无为而治”、“不得已”而治、善治和乱治四种之后，对“治”又有一个总的要求，那就是要治的事情要不断地减少，直至“无事”。《道德经》第48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学问要日有所进，学道要不断地减少欲望，减少又减少，直至达到无欲无为的境界。达到了自己可以无为的境界，那么天下你不用去管也不会出什么事情，那天下的管理就做得最好了。如果要去管的事情越来越多，那就说明你对天下的管理是失败的）这里说明，“无为而治”不是我什么都不做就马上可以实现的，而是一个“无为而不为”、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
以上的分析说明，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思想，决不是要人们消极无为，反而是要人们积极有为，而积极有为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管理者可以通过“无为”而达到社会自我管理。
三、实现“无为而治”的途径
从对国家社会的管理来说，《道德经》将达到“无为而治”看作是国家社会管理的理想境界。既然是理想境界，也就是说现实离这个境界还很远。那要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这也是《道德经》着重要回答的问题。《道德经》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首先，要做到“无为而治”，必须深刻理解它的含义和道理。“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我不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被褐怀玉。”（第70章)意思是：我的话本来很容易懂，也很容易实行。但天下却没有多少人能懂我的话，没有多少人照着去实行。我的话是有宗旨和前提的，我要求做的事是有主见的。可是人们不去领会我讲的哲理，没有弄清我讲的真义。懂得我的哲理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能按照我讲的道理去实行，那真是太宝贵了！要知道，圣人的外表披着粗布衣装，怀里却藏着美玉。）这说明，只有从哲理的深度理解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将这一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贯彻到行动中去，“无为而治”才有望实现。
其次，要做到“无为而治”，从管理者的认识来说，管理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决不可自以为是。《道德经》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第71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33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这些话都是告诫管理者头脑要清醒，要知道在管理中自己有许多东西是不懂的，决不可夸夸其谈，胡乱地发号施令。社会管理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其实是管理者没有自知之明，瞎指挥造成的。他认为，不应将治国人为地想象得太复杂，“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是老子的名言。（已去世的前美国总统里根在竞选时曾引用老子的这句名言）顺其自然，不自作主张，也就能做到“无为而治”。
最后，做到“无为而治”，从管理者的行为来说，要做好民众的表率。《道德经》第3章是直接论述“无为而治”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对那些听话的人不特意给予高官厚禄的奖励，民众就不会争权夺利了。不看重难得的珍宝，民众就不会去抢劫偷盗了。不看到好东西就贪得无厌，民心就不会乱了。所以，圣人之治，应是使民众经常保持平常心态，让他们衣食无忧，削弱他们争强好胜的志向，使他们身强力壮。常使民众返朴守淳，不生妄想，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就不需要特别的举措，天下也能治理得很好。）反过来说，社会上为什么人人争权夺利，盗抢成风，人心不稳？根本原因是管理者厚此薄彼，贪得无厌，不顾民众的死活。如果是这样，不论制定出多少严厉的惩罚措施，社会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无为而治”思想的合理内核
成书于2500年前的《道德经》，其所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主张，不可能作充分的论述。就论及的内容而言，也难免带有许多时代的局限性。然而，《道德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块瑰宝，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让其中的智慧之光在现实中继续生辉。
国家社会管理“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合理内核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国家社会管理的根本是培育社会的自管理能力。《道德经》并不否认国家社会需要管理，其中多次提到“圣人之治”，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社会的问题。老子看到，好的管理，主要地并不是由管理者向被管理者发号施令，而是“民”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也就是能自我管理。那么，社会能不能自我管理呢？按老子的观点，社会在本质上就应是自我管理的，也就是“常自然”的。自然不接受任何外部的指令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社会的产生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既然如此，在社会产生之初，与自然最为接近，那时的社会，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德经》第80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章，常为人们所诟病，认为老子主张复古，让社会回到原始状态。其实，这样理解是对《道德经》的误读。从《道德经》着重主张无为而治来看，老子的意思是，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这一章中说的“不相往来”，也不能解释为没有联系，而是指没有纠纷争斗。比《道德经》成书稍晚的《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里直接说到原始状态的社会是“刑政不用而治”的。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也是说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联系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理解，老子的意思是，大国治理得好，就要如同“小国寡民”时那样无为而治。
老子提出社会管理“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这样的状态存在于最原始的社会中，社会未来的发展，到最高阶段，应是向原始状态的回复，只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复。《道德经》第65章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一章常被引用为老子主张**策。这也是对《道德经》的误读。在这一章中，老子说的“愚”，是自然质朴的意思。他说的治国者的“智”，是用尽心机玩弄权术的意思。他说“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两种模式，这里“不以智治国”就是“无为而治”。这种状态在古时存在，现在离那种状态越来越远了。只有往无为而治的方向努力，才能“大顺”。老子看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治理国家应是像“小国寡民”时那样简单，那样治理，人民生活得很好，这就是积德。只有那样去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这里，老子是将社会最原始状态（“莫知其极”）时代的“无为而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来看待的。
现代人视老子所在的时代为“古代”，而老子在世时，视他以前的时代为“古代”。老子将自然作为“道”的法则（“道法自然”），“古代”总是比“现代”更“自然”。因此，他非常重视向“古代”人学习，才说出“古之善为道者”的话。他更强调，“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他将用古人的智慧考察当今的事体，纠正当今存在的问题，作为按道行事的法则。我们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已经现代化到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社会越是现代化，似乎毛病越多，越难管理。学学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许不失为一剂良方。
二是社会管理必须限制管理者的权力。《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并不是无的放矢空发议论，而是当时的统治者滥用权力，祸害百姓。《道德经》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这里说的“上之有为”，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当官的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是造成许多社会祸害的根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办呢？《道德经》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这里的意思是说，本来管理者和民众都能质朴自然是最好的，但后来有了官职（“始制有名”），既然有了官职，那就必须限制他们的权力（“知止”），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才可以避免危险（不殆）。
限制管理者的权力，本来是“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管理者权力范围越小，无为而治的范围也就越大。反之，社会能够无为而治的范围越大，需要管理者“有为”去治理的范围也就越小。在这个问题上，《道德经》给我们的警示在于，这不仅是管理范围大小的问题，更是“难治”与“善治”的问题。就是说，越是不限制管理者的权力，国家社会就越难管理。现代的社会管理理论中，“善治”理论是最新的管理理论。“善治”这一译名，大概就是来自《道德经》。而“善治”理论的要点，就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这里足可见《道德经》中包含的管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是无形的管理比有形的管理更重要的思想。这里说的“有形”管理指管理机构、条例、章法、奖惩措施等等。“无形”管理则主要是指管理者的榜样、示范效应、社会文化环境及管理心理状态等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为了完善社会管理，管理者更应重视无形管理的效用。如果只是重视有形的管理，不仅达不到国家社会管理的目的，很可能是越理越乱。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29章)大意是：据我所知，想要依靠自己的作为将天下治理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治理天下这样的事情非常神奇，不是靠管理者的本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以为只有靠自己的管理才能治理好天下，最终结果肯定是失败，即便一时取得成果最后还是会失去。）管理者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注意发挥无形管理的效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意思是说，管理者不应有自己固定的成见，要按照百姓的观点和意见去处理问题。百姓的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认真地对待。管理天下要处处小心谨慎，将自己的想法和百姓的想法一致起来。百姓注视着管理者的一举一动，管理者做到纯朴不巧诈，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百姓，成为百姓的楷模，“无为而治”也就可以实现了。可见，管理者的“德善”、“德信”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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