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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下》全文、注释、翻译和赏析
12·1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①：“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②，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③，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④。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⑤?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⑥? 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⑦，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⑧，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注释〕 ①任：周初诸侯国名，故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屋庐子：孟子的弟子，名连。②亲迎：古代婚姻制度“六礼”之一，新郎必须亲迎新娘。③揣：衡量。④岑楼：尖顶的高楼。⑤一钩金：意谓一丁点金子。⑥翅：同“啻”，仅，只。⑦紾(zhěn)：扭转。⑧处子：处女。
12·2 曹交问曰①：“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 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③，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④，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 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⑤，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①曹交：曹国国君的弟弟，名交。②雏：小鸡。③ 百钧：一钧为三十斤，百钧为三千斤。④乌获：古时候的大力士，能举千钧。⑤假馆：借住处。假，借。馆，住处。
12·3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①：‘《小弁》②，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③。《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④?”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⑤。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注释〕 ①高子：与孟子的弟子高子不是同一人，从孟子称其为“高叟”来看，应该年长于孟子。②《小弁(pán)》：《诗经·小雅》篇名，《毛诗》认为是讽刺周幽王，《三家诗》认为是周宣王名臣尹吉甫之子伯奇由于遭受后母的谗言而被流放，怨恨而作。这里应该是指后面一说。③戚：亲近。④《凯风》：《诗经·邶风》篇名，朱熹注：“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责也。” ⑤矶：激怒。
12·4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②，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③。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④。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ēng)：宋国人，又叫宋钘、宋荣，是战国时著名的学者。 ②构兵：交战。③指：同“旨”，大意，意旨。④号：名义，说法。
12·5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①，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②，储子为相③，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⑤：‘享多仪⑥，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注释〕 ①季任：任国国君的弟弟，任国国君去邻国朝会，季任替他居守任国。②平陆：平陆为古厥国，即鲁之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与邹相近。③储子：齐国宰相。④连：屋庐子的名。间：差错。⑤“《书》曰”以下三句：出自《尚书·周书·洛诰》。⑥享：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
12·6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①，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②，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③，子柳、子思为臣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⑤，而河西善讴⑥;绵驹处于高唐⑦，而齐右善歌⑧;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⑨，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⑩，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11)，不税冕而行(12)。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13)，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注释〕 ①名实：名，名誉;实，事功。②三卿：指上卿、亚卿、下卿，《礼记》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孟子在齐国时，曾位列三卿之中。③公仪子：即公仪休。他做鲁相时，奉法循礼地治理鲁国。④子柳：即泄柳。⑤王豹：卫国人，擅长歌唱。⑥河西：这里指卫国，因为卫国在黄河西岸。⑦绵驹：齐国人，擅长歌唱。高唐：地名，在齐国的西部，今山东禹城西南。⑧齐右：齐国西部，古时以西方为右。⑨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华周、杞梁都是齐国的臣子，后来攻打莒的时候战死，他们的妻子十分悲伤，对着城墙哭泣，将城墙都哭倒了，据说后来齐国的风俗就变得擅长哭泣。⑩司寇：主掌司法。孔子曾任鲁国的“大司寇”，位与“三卿”并列。(11)燔肉：也写作“膰肉”，即祭肉。按礼节，祭祀结束后要将祭肉分给参加祭祀的人。(12)税(tuō)：同“脱”。冕：祭祀时戴的礼帽。(13)微罪：小罪。
12·7 孟子曰：“五霸者①，三王之罪人也②;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③，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④，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⑤，则有让⑥。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⑦。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⑧，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⑨，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⑩。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11)，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12)，取士必得(13)，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14)，无遏籴(15)，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16)。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注释〕 ①五霸：即“春秋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一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②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③省：考察。④庆：奖赏。⑤掊克：聚敛。这里代指聚敛民财的人。⑥让：责罚。⑦六师：指天子的军队。周朝规定天子设六军，大国诸侯设三军。⑧搂：牵引，带领。⑨葵丘：春秋时宋国地名。前651年，齐桓公曾在此会盟诸侯，并从而确立其霸主地位。⑩束牲：古代定盟多用牺牲，如果不宰杀牺牲的，就叫做束牲。载书：指将盟约放在牺牲上。歃(shà)血：古代盟誓时饮牺牲的血表示信守盟誓。(11)树子：已立的太子。树，立。(12)摄：兼任。(13)得：得贤。(14)曲防：遍设堤防。曲，遍。防，沿河堤防。当时诸侯若修筑沿河堤防，以邻国为壑，将使邻国遭灾，所以盟约禁止遍设堤防。(15)遏籴(dí)：禁止邻国来购买粮食。籴，购买粮食。(16)逢：逢迎。这里指为君主的恶行辩护。
12·8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①。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②，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③。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 在所益乎?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注释〕 ①慎子：鲁国的大臣，名滑釐，擅长用兵。②南阳：即汶阳，在今泰山西南，汶水之北，是当时齐国和鲁国争夺的要地。③俭：少于。
12·9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同“向”。
12·10 白圭曰①：“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②。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④，无君子⑤，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释〕 ①白圭：先秦商业经营思想家，名丹，字圭，周国人。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官，曾筑堤治水，发展生产，主张减轻田税。②貉(mò)：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国家。③饔飧(yōng sūn)：用饮食来招待客人的礼节。④去人伦：指没有各种礼节礼仪。⑤无君子：指没有大小官吏。
12·11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①，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①洚(jiàng)水：大水泛滥。
12·12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注释〕 ①亮：同“谅”，诚信。
12·13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①。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④，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⑤。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①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为孟子的弟子。②好善：根据下文判断，应为乐闻善言。③优：有余。④訑訑(yí)：一种自以为是、不愿听取他人善言的声音。⑤距：同“拒”，拒绝。
12·14 陈子曰①：“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②，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注释〕 ①陈子：即陈臻，孟子的弟子。②礼貌：礼节、态度。
12·15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①，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②，管夷吾举于士③，孙叔敖举于海④，百里奚举于市⑤。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⑥，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⑦。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⑧，而后作;征于色⑨，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⑩，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①傅说(yuè)：商王武丁的国相。相传曾为刑徒，在傅岩做版筑工匠，后被武丁举为国相。版筑：古人筑墙时，用两版相夹，实土其中，以杵筑之。②胶鬲：殷纣时的贤人。曾因遭乱而以贩卖鱼盐为生，被周文王举荐于纣。③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国小白与公子纠争位，管仲拥戴公子纠，公子纠失败后，管仲被齐桓公囚禁。后由于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举用为相，辅助齐桓公称霸。士：狱官。管仲曾被囚禁，受狱官管制，所以称其“举于士”。④孙叔敖：楚国人，曾隐居在海边，后被楚庄王举为令尹。⑤百里奚：虞国人，后从虞国逃至楚国，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自卖为奴。后被秦穆公举为国相。⑥拂：拂戾，违背。⑦曾：同“增”。⑧衡：同“横”，不顺。⑨征：征验，表现。⑩拂(bì)士：同“弼士”，辅弼的贤士。
12·16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鉴赏】 《告子下》篇看似内容庞杂，实际是从学习和生活实践的角度，对上篇“性善”理论的深入剖析，其中心线索就是“信”。
孟子在本篇中讲到：“君子不亮，恶乎执?”亮，就是信。孟子把信规定为君子的为人准则，认为做人处事不讲诚信，随随便便，没有原则，是什么也把握不住的。信，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论语·为政》讲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学》言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孟子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把诚信观应用到个人修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在对待历史上，孟子提出失信乱国的观点。他与儒家前人一样，厚古薄今，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礼崩乐坏、王道式微，将变革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为人心不诚。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评价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在孟子看来，先王的礼法制度符合仁善之道，是治世的最高准绳，只有人人尽职尽责，遵守自己应守的礼法，天下才能和谐安宁。而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是诸侯僭行天子之礼;“今之诸侯”违背五霸时的束牲誓盟，是不守君子的为人之道;谏君之恶、导君正道是大夫辅佐君王的本分，而“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是没有恪守自己的职责，这三种做法都是不讲诚信，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原因。诚信，《中庸》篇又称作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儒家把诚视为圣人的品格，是秉天执善，所以孟子对“不亮”的做法深恶痛绝。憎恶战乱、渴望和平、怀恋先王治世，是当时人的普遍情感，孟子希望通过“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挽救日益颓下的世风，找回往日的安宁，这当然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幻想成分，但他由人性分析人手，强调诚信的做人原则，敢于批判当时的诸侯、大夫，提出顺乎民意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他注意到大道的崩坏是从上到下逐步蔓衍的，要纠正这股歪风，也就必须自上而下逐步实行，也就是要从个人修身开始。
其次，孟子强调君子要保持一定的操守，无论何种情况，都要坚信自己的信念，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诚信的表现。
本篇是从顺不骄和败不馁两方面加以说明的。如当陈子询问“君子何如则仕”时，孟子回答说“就三去三”，即敬以礼，行其言则就之，虽有礼而言弗行则去之;其下，言未果但迎之致敬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再下，国君虽不用不敬，但能周济天下、善待臣民的，也可以接受。这三种情况尽管境界高低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基础，基础一旦不存在就须离去，而行善道是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君子的操守和界限所在。孟子认为，君子人仕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功名和利益，而是要实施仁政以兼济天下，造福百姓，这是君子应当信守的使命
宣扬仁善，兼济天下，是儒家士人的宏伟志向，可谓任重道远。曾子曾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见《论语·泰伯》)。孟子深知承担这一使命的艰辛，因此他格外强调君子要在逆境中接受磨练和考验。他如数家珍，列举了六位古代先贤艰苦的成功经历，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来激励自己在逆境中奋起，而他“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经典性论述，成为无数后人经常引用的至理名言。孟子磨练意志的主张，与他“至大至刚”的“大丈夫”个性有关，这也是肇始于《周易》的中国人“忧患意识”的体现。
第三，在社会实践中，孟子的诚信观又表现为动机与实效的统一。
政治上孟子主张仁政、王道，对为君辟土谋富、约国强战的臣子，他贬斥为“民贼”，称不仁不道而求富求强的国君为“富桀”、“辅桀”，而以用兵为能的慎子，被他激烈地谴责为“殃民”。得知鲁国将重用乐正子的消息，竟然兴奋得“喜不能寐”，不是因为乐正子能力超群、善于思考、博学多闻，而是由于“好善”。他认为这表明统治者有了好善的意向，会吸引许多有能力、有德行的贤人前来辅佐，于是仁政思想就有了实施的希望。
在具体事物上，孟子格外强调动机的纯正性。本篇第四章讲了宋牼要去楚国调解秦楚构兵的矛盾，当宋牼告诉孟子将“以利说之”时，孟子对其止兵之志给予了肯定，而对其手段提出了批评，认为臣以仁义事君，当言以仁义，不当言利。同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点，孟子重视纯正的动机，是强调仁义思想的内在性，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诚信。对此，朱熹特别强调：“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集注·告子下》)然而君子做事的动机，有时是一般人不能察识的。如“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一段，对“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表明君子做事的得体和智慧。针对屋庐子关于“见季子而不见储子”的询问，孟子解释了自己为礼不为势的深层原因。孟子重视善的动机，也强调善的效果，当魏国大臣白圭欲以二十取一的税法取代什一税时，孟子认为不符合国情，什一税是恰当的，过高会损伤百姓利益，过低国家就无法具备应有的礼仪。动机正确但不利于国家礼治建设，孟子是不赞成的，但是有利于本国而危害他国，孟子也坚决反对。白圭自夸治水之功，孟子对其不顺水道，以邻国为壑的恶劣行为给予了揭露。据《汉书·沟洫志》介绍，当时齐、赵、魏等国均沿黄河，赵、魏地势高而齐地势低，故这些国家竞相筑堤护卫本国，致使“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这虽然有利于本国，但对别国却造成灾害。由此可见，孟子倡导性善，是兼善天下的博爱思想，他的动机论，体现的是性善理论的内化，对效果的追求，是性善理论的外化，认为只有做到内外统一，才真正是对性善信念的诚信。
最后，孟子对其理论的阐释也体现出诚信原则。世人把礼之轻与食色之重进行比较，怀疑礼的重要性。孟子批评这种理解方式是舍本逐末，认为礼与饮食、性欲各自内部都有轻重大小之别，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不恰当的比较而怀疑礼的重要性。曹交局限于文辞的表面意义，对“人皆可为尧舜”的著名论题产生疑问。孟子认为其思维过于死板，理解这句话不能死抠字眼，而是要从言外之意的角度，把它看作一种修养境界，因为能否达到这个境界，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决心去做，为善为恶都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淳于髡觉得孟子在齐国任职无益于国政，对贤人的作用提出质疑。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例，消除了他的疑虑，进而指出对仁、贤的界定，不能只拘于名实的表面，而要从本质上看是否符合仁义之道。通过与弟子讨论《小弁》和《凯风》的思想感情，强调学《诗》应当结合诗的具体创作背景，这是他“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万章上》)的治《诗》方法的具体例证，虽然他是借评价诗歌的思想感情阐发其道德观点，但这种领悟诗歌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深远。
孟子解读经典的辩证性，不仅丰富了他的理论，增加了说服力，而且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也具有了灵活性和普遍意义，从而成为传统文化思想中独树一帜的奇葩。
此外，本篇还反映了孟子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有不厌其烦的理论解说，又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身教和启发，还特别提出不诲之诲的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个人悟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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