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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这学期的读书计划，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文明世界的著作，虽然初读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深入其中让我觉得收获颇多。尤其是作者表现的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如反复强调书中所研究问叙的范围和界限；如多处强调概念的最终完善形式，不能在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的研究原则；如撰写了篇幅等同正文的注释等）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典范。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他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他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
韦伯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为了考察这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会学，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开始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一些环境？以往人们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以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由此，韦伯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新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他讲的新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其新教伦理主要是讲加尔文教的伦理。加尔文教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认为光凭信仰还不行，还要有善功，这个善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你勤勤恳恳的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善功。他认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来，是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财富，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把这个世界建设的越好，越说明你忠实的履行了上帝派来的职责。但是要记住，你创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不是为了个人的挥霍，而是增加人间的荣耀。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加尔文教在新教主流三大教派中世界影响最大的，尤其影响了美国，美国的主流精神就是加尔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教的一支。
他们认为创造了越多的财富，而且越是俭朴的对待你所创造的财富，就越有资格认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这一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种观点恰恰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在竞争中胜利的、成功的、扩大财富、获得财富的人最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使世俗的劳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获得了宗教的意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加尔文这一套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据，现在加尔文教提供给你，告诉你拼命的发财、拼命的创造，恰恰说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过来你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抛弃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它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立论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启示人们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
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与马克思的切入点不同，韦伯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对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普遍性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并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下了定论：新教伦理（或宗教改革）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既使在韦伯的反对者那里，批判的声音也显得分外无力：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经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当中，阿隆认为，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认解释的多样性，但强调解释的完整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作者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唯物论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应从时代的经济条件中寻找，不应仅仅停留于时代的宗教这类意识形态上。正如韦伯本人也意识到的，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伦理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缺少了这方面的探究难免会陷入对文化和历史仅作片面的唯心论的因果解释。此外，韦伯把对历史和文化的唯物论解释视作一种片面性的解释，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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